此前的1月25日，世界顶级学术杂志《Science》发表了他和一位博士研究生合写的论文。李代芹为文章通讯作者，我校为第二署名单位。这标志着我省省属高校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Science》发表论文零的突破。据了解，国内极少有大学特别是省属大学能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专家指出，李代芹等得出的这一结论极有可能形成一套全新的动物通讯理论，由此其文章一出即被世界数十家媒体予以大篇幅报道。而在新加坡，他早已被当地媒体形象地称为“蜘蛛侠”。

“被逼”研究蜘蛛

李代芹，湖北仙桃人，1983年毕业于我校生物系。回忆起如何走上蜘蛛研究道路时，李代芹感慨万千。

学校当时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生物实验室，一个是昆虫研究室，另一个是高分子材料室。没能进入到后者做研究，李代芹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

他从没想到和昆虫打交道，尤其是和那些小蜘蛛打交道。“对蜘蛛的研究实属偶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逼上梁山的。”他说：“本科毕业留校后，我对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很感兴趣，但是系领导一定要我去昆虫研究室工作。我当时很不情愿，拖了好久才勉强去，由此开始了我的蜘蛛研究生涯。”随后，李代芹考上了我校硕士研究生，开展了蜘蛛群落生态研究。对学校的悉心栽培，李代芹至今没有忘记，回忆起蜘蛛研究道路上谁对其影响最大，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赵敬钊”老师的名字。

难忘“抓蜘蛛”

1986年，李代芹在我校读研究生。那年暑假，6名研究蜘蛛的研究生，结伴第一次到神农架抓蜘蛛。这是一次让李代芹终身难忘的旅行。

这次，他们的主要抓捕对象是皿蛛——一种结的网像小碗一样的蜘蛛。

抓蜘蛛“充满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蜈蚣咬，被黄蜂蜇。尽管如此，在李代芹的记忆里却保留着许多快乐的细节。他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神农架里还叫公社，那里的人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听说从省城来了几位大学老师，公社里专门为他们放了几场电影。

三个月下来，6名研究生的足迹遍及神农架，背回来大大小小十多个瓶瓶瓶罐罐，里面全是蜘蛛，这成为了后来蜘蛛研究室的重要标本。

为了抓到第一手标本，李代芹和生命科学学院许多研究蜘蛛的教师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地，捕获2万多件珍贵的蜘蛛标本。“很多是其他研究单位没有的。”生科院刘风想老师说。

生活中痴迷蜘蛛

1992年，李代芹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在世界著名的蜘蛛行为学家Robert·Jackson教授的实验室，攻读蜘蛛行为学博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后，李代芹赴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目前，李代芹已发表有关蜘蛛特别是跳蛛行为生态学、生物多样性方面论文70多篇，其中SCI论文50余篇。1999年，他的一篇有关花皮蛛生物学论文也被《Nature》杂志作为特别报道加以介绍。一时，他成了业内享受极高声誉的“蜘蛛侠”。

“你若有机会到我家里来看看，会发现到处都有蜘蛛的影子。”李代芹笑着说，他买衣服一般有个原则，衣服上要有蜘蛛或者与蜘蛛有关的图案。他还有个爱好，无论走到哪个国家或地区，见到蜘蛛形状的东西，就想方设法收集到手。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学生们送的礼物也多是“蜘蛛礼品”。

有一次他去泰国访问，返回时发现有家小商店里摆着两只大大的蜘蛛，是用风干的椰子壳做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蜘蛛”，但店员说是自己做的工艺品，当装饰用的，不肯卖。李代芹从一大早与店员磨到了十点多，眼看着就要赶不上飞机了。老板后来终于被他的诚心打动，答应卖给他。李代芹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起来，跑到外面卖来几个特大号的纸箱子，打包后托运回来，至今还挂在他书房门口。

“蜘蛛侠”身后的“蜘蛛王国”

据了解，国内目前有4家专门研究蜘蛛的科研机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李代芹所在的研究所一直从事蜘蛛及害虫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农田蜘蛛的生物学、生态学研究，蜘蛛分类学，蜘蛛的进化和遗传多样性研究等，研究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外也享有较高声誉。

1973年，赵敬钊教授开创了我校蜘蛛学研究的先河。此后30多年间，我校走出了一批蜘蛛研究专家。陈建教授主攻蜘蛛形态学研究；彭宇教授在蜘蛛生态学研究上成果丰富，和同事们合作完成了《三种蜘蛛酯酶同工酶的比较研究》等项目；刘凤想实验师被誉为“中国捕蛛第一人”，2000年他捕获了国内第一只里氏盘腹蛛，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6只里氏盘腹蛛全是他捕捉到的。

由我校蜘蛛研究专家和中国动物学会蛛形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创办的《蛛形学报》，是国内唯一研究蜘蛛的专刊，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美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和日本的科研院所均每期收藏。

感恩于母校的培养和身后的这个团队，2003年，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的他欣然受聘我校“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李代芹深情地说：“我是湖大的学生，理应为母校的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